Navigation menu

新浪新闻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暴君的细语,时代的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由于前一日国民党警察粗暴执法导致民众死伤,台北市民举行了罢市游行,结果与当局发生冲突,继而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暴动。数日内席卷台湾大部分地区,国民党随即调来军队镇压,运动以失败告终,是为「二·二八事件」。之后台湾紧接着开始了长达三十八年的戒严。

 

一九四九年,大约一百二十万来自大陆的国民党军人、军眷、流亡学生以及企业家、公务员等,背井离乡随国民党政权败逃台湾,其中有一半是军人。为了免除军人的后顾之忧,眷属们被安排住进临时盖建的军眷住宅——眷村。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五日晚,台北牯岭街七底巷发生一起情杀案。建中(全称台北市立建国高级中学)十六岁的退学生茅武因感情纠纷刺死了其女友刘敏,这是国民党迁台后的首起少年犯罪案件。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台湾当局宣布解除三十八年又五十六天的戒严令。杨德昌正是从那天起开始筹划拍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这四个时间点看似无甚关联,但却构成了杨德昌创作《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所有背景与原点,没有它们也就不会有这部伟大电影的诞生。虽然略去这些背景,这部电影也同样成立。然而一旦失去了时代的背书,《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就会像片名本身那样,仅仅成为一部关于少年的凶杀片或者犯罪心理片。

 

在上述背景中,有一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名词:「眷村」。这个时下被更多地同美食相关联的词,事实上在台湾历史上有着极为特殊的含义。住在眷村的人来自中国大陆的五湖四海,他们带来了各省的风土人情和独特文化,形成一个个「小中国」。当然,「眷村」只是一个符号,在它的背后则是台湾各族群之间的文化差异和矛盾。


 

台湾人大致可分为三大族群,一是原住民,是在汉人到来之前就已经生活在岛上的居民,比如著名的高山族就是原住民之一;二是本省人,包括在明清时期移居入台的来自福建的闽南人和来自广东的客家人;三是国民政府接手台湾后以及跟随国民党败退而来的外省人。相较于本省人属于单一的闽客族群,外省人的来源要复杂得多,不仅来自中国各地,职业也五花八门,他们的到来给台湾制造了许多社会问题。

 

如果说饮食、语言、风俗等文化上的差异还有进一步融合的空间,那么在政治和权力上的矛盾却是难以调和的。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手了台湾,但调入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军纪败坏、无恶不作,而行政官员们也贪污腐化、苛政横行。上文提到的「二·二八事件」便是本省人和外省人矛盾冲突的总爆发,亦是两岸情感的分水岭,并在日后成为了民进党用来渲染「外省人欺压本省人」的武器。

 

到了影片里故事发生的六十年代,随迁的大陆人都知道所谓的「反攻大陆」已然成了一句口号,回乡几成泡影。再加上物质匮乏、长期苟安和恐共心理导致的政治高压、省籍的歧见、日本文化影响的消退、美国文化影响的增强,使得六十年代的台湾成为了一个奇异的时空。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同一眷村的居民会形成相对封闭的生活圈子,与台湾当地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作为时代的亲历者,成长于眷村的杨德昌自然希望用自己的影像语言不遗余力地重现那个「吃人」的社会环境,并通过这一出集体悲剧来对个人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关系进行思考。

 

影片中的牯岭街原本是一条旧书街,到了拍摄电影的年代早已面目全非。作为一名注重细节、注重人物与环境相互衍生、注重写实风貌的导演,杨德昌干脆重新搭建了一条牯岭街,还来到案发当事人的学校建国中学(同时也是导演自己的母校)拍摄。影片中共有92个需要修改、重建的场景,杨德昌不但对布景要求严格,甚至连观众很难注意到的水壶也要求务必找到符合年代特征的样子。为此,影片的预算从开始的1300万台币扩充到了2700万。


 

事无巨细之外,杨德昌的脾气也是众所周知的,称其为片场的「暴君」毫不为过,经常为了演员的表演摔帽子、张口就骂。对于影片中包括张震在内几乎没有表演经历的小演员而言,遇到这样的导演就是个童年阴影。尤其对于主角张震,从那时便落下了怕导演的毛病。有一场张震被推到石柱上的戏,NG了四十多次,直到张震「撞」出杨导想要的感觉。还有一场要拍到张震看到死人时的反应,杨德昌知道张震演不出来,因此在开拍前莫名其妙地对他一顿臭骂,然后把他关到仓库里面壁了半个小时。等到开拍时,再把张震拉出来摆到镜头前,终于顺利排出了张震呆掉的样子。